2015年11月28日，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（WACA）北京年会上的专题报告人同济大学吴伟教授，现任WACA城乡特色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、上海（迪士尼）国际旅游度假区特聘顾问、上海虹桥商务区常务顾问、注册规划师、博导、国家住建部专家。

城乡特色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同济大学吴伟教授在会上

人们常会将城市中的各种问题归咎于城市规划，规划师很是无奈。对于城市设计，人们同样也宁可持有一种理想，即从大区域到小空间的各种建成环境问题，大大小小地都寄希望于城市设计来解决。

“现代城市设计”在我国已发展了30多年，2008年城乡规划法修订之后，目前仍然属于“一种图上画画，墙上挂挂的摆设，实际可操作性较差”（王建国，2010）。我们十分赞同这个判断，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城市设计走出简单的形态设计，在开发商待定、多主体、长时段的开发控制单元内，实效性问题至今仍是个“顽症”。

城市设计的实效性涉及双重的“过程”，一是城市空间的技术过程性，二是风险收益的经营过程性，该双重性在实践过程中纠缠如麻，究其根源主要有三。

第一，排异反应。人类介入城市建设活动的行为，历史上曾称为“营国”、“堪舆”、“改建”（如巴黎）等等，唯不称城市设计。1898年起、1920-1970年间、1970年代之后，现代社会经济对建成环境的要求发生了空前的变化，各地方各时期“城市设计”的发展环境、成长基因差异极大。不加区分地任意“移植”，所引起的排异反应足以使城市设计夭折。

第二，范畴疑惑。假设学科名称为D： D的使命是对城市人工环境的建设活动加以优化，通过提升城市空间环境的整体品质，以实现城市社会的生产、生活和生态理想。这里，D正是且只有“城市设计”吗？ 某旧城片区若没有城市建筑空间形体塑造的任务，只需解决停车、消防二个专项问题的规划设计，不该称为城市设计、只能称为专项规划吗？若围绕空间形体规划、同时展开若干专项规划时才叫城市设计，那么加哪几项才算、少哪几项就不算城市设计呢？

第三，博弈困境。解释“规律”的理论成果已有很多，如“过程论”、“场所论”、“意象论”、“倡导论”、“权威论”、“都市主义”、“生态主义”等等。但几十年来，它们始终遇到共同的困境，即：代表公共价值的一方，与代表私人权力和开发商利益的另一方，二者之间存在的激烈博弈，足以让城市设计高高挂起。有位西方国家的规划局长总结自己“天天在打仗，天天打败仗”。何况站在“公共价值”这一方的科学合理性本身，总存在着某些不充分性。博弈中的“欺凌”—— 如同沙漏一般双向存在，导致时而“恶控”，时而“失控”，城市设计在实施中的管放两难困境普遍地存在。

城市设计以提升空间品质为己任，从实效性视角看，“设计城市”是理想，“设计别人”是现实。城市设计实效性既表现为如何“整体地设计”物质环境，也潜藏着命定的博弈困境。

从雅典宪章至今，80多年来全世界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，传统城市无论大小、东方西方，都比我们今天生活其中的现代城市更具魅力值得膜拜，这些传统城市却没有“城市设计”！

传统城镇建成环境的“效率”高于传统乡村，但这种效率未超出人性体验的身心容量阈值，空间效率和人性体验二者处于平衡的状态，传统城镇的优雅宜人和车船人气令现代人依恋不舍。现代城市发展至今却陷入迷途：一边是空间效率成千上万倍地提高，一边是人性体验的身心阈值与生俱来未能同步放大，二者之间普遍地失衡——陷入恐龙困境。

传统城镇的空间效率与人性体验的精彩“平衡”，其文明成果并非城市设计所为，而是时代善缘所赐。现代建筑师诞生之后，面对资本和技术的超强建设行动，在高效建筑和本能人性之间，创建起了新的平衡——“现代主义”的这项贡献前无古人。不过，在城市尺度上，平衡并没有成功，很多城市越离越远！人们眷恋人性化的传统城市并开始觉醒，现代城市空间的高效化与人性体验之间的“失衡”，意味着现代城市的演化正在走向退化。

人性体验是个体的，城市高效是全社会的。单个人的“软体验”、与社会历史“硬道理”之间，历来就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，一边越来越微弱，一边越来越超强。

现代城市设计的崛起晚于现代建筑学，它不是形式追随功能的“现代主义”革命，而是效率包容人性的“平衡主义”文明。大尺度多功能高效率，与大人群多文化大特色，二者之间要建立起新的“平衡”，这是史无前例的重大使命。城市设计的背后，是失衡重新恢复平衡、城市文化从退化走向进化的选择。设计城市是设计别人，规划师景观师，加上律师、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的共同努力，才能获得“实效性”。一线专业人员或会觉得这样太麻烦，只缘身在此山中：

城市规划法诞生以后，“城市土地资源”的高效率配置才与社会达成了和谐关系；

SPD、FBC的诞生，“城市空间资源”的高效率配置才与业主达成了和谐关系，人们才得以在洛克菲勒广场沐浴阳光，在东京的地底下自由地穿行。

上述土地、空间等均属物质资源的配置“效率”问题。

“奇奇怪怪”、“千城一面”则是空间文化的风貌特色问题，涉人性“体验”、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又一个新难题：

私人物权的肖像权归属于谁？

精神文化、人性化等公共价值可以配置吗、或如何配置？

新城开发在法律上可通过土地合同进行全寿命公共管理，但新城的风貌特色是什么？依据何来、如何控制？

古城保护尽管在风貌特色上已无异议，但谁对其效率负责，发展权公平吗？

旧城整治有一定的空间文化基础，但物权意志、文化权利、行政强制力的依据是什么？现行城乡规划法不适用怎么办？

这些不是城市设计本身的问题，却阻断了它的实效性。法国日本通过《风貌法》+《城市规划法》解决了这些问题。值得注意的是：并没有《城市设计法》。我国如果真能“智慧地”绕开这个立法“麻烦”而实现“美丽城镇”之梦，将说明我国尚未依法治国，说明城市文化建设中私人资本和假借公权的越位决策一直存在，说明个人爱好一直在代替公共选择，那么21世纪的中国城市特色，将继续走向“走马灯”文化、“大杂烩”风貌，或走向另一极端：“假古董”、“僵尸城”。

2011年上海首次提出了附加图则的概念，但是对于风貌特色等精神文化因素至今仍“缺乏既具操作性、又具弹性的引导和管控办法”（张玉鑫2015），“对于建筑本身的形式、色彩、材质等方面，具有设计属性、无法通过刚性条款进行管控”。很多城市误将色彩的物理量性当作规划控制的“实效性”要素，按设计导则的常规思维去编制规划文本或规划条件，遇到阻力后又放弃了控制，空间文化始终陷于一管就死、一放就乱的管放两难困境之中。

现代城市的空间文化品质，是空间资源“极高效”配置过程中，“人性体验”觉醒和平衡修复的过程，其中存在着激烈的文化博弈，没有博弈规则将导致失控。它的实效性，来源于成功打破行政权威、来源于自我冲破技术迷信、来源于社会治理和决策机制的变革。

上海虹桥商务区核心区采用“分离并联培育模式”—— 简称“虹桥模式”。从规划实施过程看：“分离”——使各专项的技术深度和专业性大幅提高，包括地下空间体系、低碳绿色技术、文化风貌特色等等跨学科专项，非“城市设计师”的主观努力所能及；“并联”——使行政审批的效率大幅提高、各专项与开发商磨合的质量和品质潜力得以培育，藉此形成高效率、专业化、培育型的治理模式。